大卫·弗格森

大卫·弗格森，1956年4月出生于英国苏格兰地区，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法学院。2004年首次来华，2008年任中国网记者，2009年任外文出版社英文改稿专家兼作者，2021年获中国政府友谊奖，2022年任外文出版社荣誉英文主编。

“我来中国18年了，但感觉自己一岁都没老，我还有很多事情想去做。” 今年68岁的外文出版社荣誉英文主编大卫·弗格森在接受《环球人物》记者采访时笑着说道。

年近古稀的弗格森身上依然有一股苏格兰小伙子的冲劲儿。尽管编辑工作繁忙，他总会抽出时间到中国各地调研和旅行。这是他过去当记者养成的习惯：“中国每时每刻都有事情发生。想了解中国，就要去中国发展的现场好好看看。”

作为一名国际传播专家，弗格森不仅是“架桥者”，还是“破冰人”。在弗格森看来，想要打破西方媒体构筑的信息茧房，中国不能只靠“讲道理”，更要懂得如何去“讲故事”：“中国有句老话：‘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’。一些西方媒体通过操纵民众情绪来制造对华偏见，那就需要对症下药，通过真实动人的故事，走入读者内心，打破偏见的坚冰。”

作为一个英国人，弗格森为何对讲述中国故事如此执着？

“西方看到威胁，中国看到机遇。”

10月22日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在俄罗斯喀山举行。这是金砖国家扩员后，各国领导人第一次线下聚首。弗格森十分关注这次会晤。

"随着国力的增强，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正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。从金砖国家组织，到共建‘一带一路’倡议，再到巴黎气候协定书的减排承诺，中国为促进世界公利付出了巨大努力。然而，就在中国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，西方媒体却对中国愈发敌视。他们的虚伪态度令人愤慨。”弗格森说。

在弗格森眼里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理念，“与西方制度下许多朝令夕改的政治口号不同，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提出以来，就是一个稳定而具有延续性的理念。它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一个基本原则：人类可以超越‘零和博弈’，实现共赢。”

弗格森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师生们合影。

来中国之前，弗格森曾在许多西方国家工作过，对于西方媒体传播中的偏见和逻辑十分熟悉，“许多西方精英放眼世界时，他们只看到发展中国家对西方霸权的威胁。中国人放眼世界时，看到的是机遇。中国不仅会抓住机遇，还会分享自己的成功。因为中国相信：其他国家的成功，也能促进中国的发展。”

“这就是中国和西方的根本区别：当西方精英看到一个蛋糕时，他们会处心积虑地要拿到最大一块。中国则会想着把蛋糕做得越来越大，最后让每个人都能拿到更大的蛋糕。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：全世界一同发展，共同进步，没有人落在后面。我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，也希望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能了解中国。”弗格森说。

打破西方媒体构筑的“敌意之墙”并不容易。弗格森认为，要实现这一目标，中国必须找准对话的对象。“许多西方精英在本质上对中国是具有敌意的。我认为和他们对话是浪费时间，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倾听中国的观点。”

在这种情况下，弗格森认为“中国故事”的目标听众应该是西方的老百姓：“我在观察社交媒体时发现，有越来越多的民众质疑西方主流媒体的叙述。他们人数众多，但在舆论场上没有发言权，更没有一个团结的声音，很容易被各个击破。而中国要做的，就是去直接与这些民众对话，让他们看到自己对西方主流媒体的质疑是正确的。”

2020年，弗格森在录制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第三卷英文版音频节目。

如何实现与西方民众的有效交流呢？弗格森表示，“讲故事”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。“前段时间中国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全球爆火，连我这个‘圈外人’都知道这部大作。《西游记》是个很棒的故事，但实话实说，我第一次读《西游记》时没能一口气读完。因为书里有太多复杂的文化元素和比喻，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来讲是本很难读的书。但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用玩家们听得懂的‘游戏语言’重新演绎了《西游记》，让全球年轻人都爱上了中国奇幻故事。这说明中国故事要出海，首先要满足当代国际受众，尤其是年轻人的需求。”

弗格森说：“从毛主席那时起就提出要避免形式主义的写作方式，他倡导真诚的、能让老百姓听懂的文风。这也是我从事写作与编辑工作的原则。我希望能够帮助中国摆脱西方媒体在舆论场上构建的刻板印象，用西方老百姓能听懂的语言，讲述中国故事。”

2025-08-04，弗格森因为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，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。

从苏格兰到汶川

谈到弗格森自己的“中国故事”，那还要从他的爱情故事讲起。

青年时代的弗格森以优异成绩考入英国名校爱丁堡大学法学院，但他很快发现自己不想当律师。毕业后，弗格森果断“转型”，成为一名国际咨询师。

“对我来讲，那是一段充实又紧张的人生。我做过很多行业，也在许多国家生活过。这让我掌握了很多语言。前两年有个法语采访，我们的法语外籍编辑恰好有事，我就和记者用法语聊了很久。当时我还很高兴，觉得自己‘宝刀未老’。”弗格森得意地说。

游历世界后，弗格森又回到家乡苏格兰，与哥哥共同创办了媒体公司。此时的弗格森觉得会在苏格兰安定下来，但生活总是充满惊喜：“有一次我去拜访朋友，敲门后，我惊讶地发现给我开门的是一位中国女士，她是留学生，租住在朋友家里。我们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，很快坠入爱河。”

弗格森感慨道：“这可能就是中国人爱讲的‘缘分’吧。我总会想，如果我那天没有去朋友家，可能就会与我的爱人擦肩而过。今天可能也就不会在中国了。”

2004年，弗格森和爱人第一次来到中国吉林拜访岳父母，“我之前没来过中国，只知道北京、上海几个城市。来到吉林后，我发现中国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国家，我在这里没有一点‘水土不服’的感觉”。

2006年，弗格森决定关闭在苏格兰的公司，和爱人一起来到中国发展，“作为一名足球迷，我在中国当过足球经纪人，也做过很多其他工作。但我内心渴望做能够真正‘留下东西’的工作”。2008年，弗格森进入中国网，重新做起记者这个老本行。

入职不久，弗格森就接到一个改变自己人生的任务：报道汶川地震。“5月12日那天，有同事说办公室似乎有震感，但我没注意。但很快，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便铺天盖地传来。我立刻被安排加入地震报道团队，奔赴汶川。”

在汶川，弗格森看到了许多令人心碎的景象。但他强忍着悲痛，坚持报道。同时，他也从灾区人民身上看到了希望：“在绵阳市体育场的避难所采访时，我发现身边逐渐聚起了许多小孩子。他们可能没见过‘老外记者’，十分兴奋。我与他们一起交谈，玩耍。我们拍摄了一张照片，你能看到现场孩子们在笑，我和旁边的成年人也在笑。你很难想象这是在刚刚经历严重地震的地方拍摄的。这段经历让我看到中国人在灾难面前的坚强和乐观。”

2008年5月，弗格森（左一）在采访汶川地震期间与当地儿童互动。

从汶川回来后，弗格森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等多项重要报道，“这段经历让我下定决心：去讲述真实、准确、积极的中国故事”。

2009年末，弗格森来到外文出版社工作，“之前做记者时，我们的工作节奏是‘争分夺秒’。在外文社，工作节奏慢一些，我也有机会去做更深刻的编辑与研究工作”。

在外文社，弗格森主要做中国重要政治文件和英文版政府白皮书的编辑工作。“这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。中国的政治书籍很深刻，其目的是向读者解释中国政府的理念及其正在完成的一些重要工作，其表述方式也是非常中国化的。而我们则要把这些文字用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的方式展现出来。”

弗格森说，自己职业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参与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第一至四卷英文版的编辑工作，“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英文版我已经读过五遍了，这项工作让我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思想有了更深的理解，这也是我在中国工作生活10多年来最骄傲的事情”。

“繁荣是干出来的”

俗话说，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弗格森用纸笔讲述中国故事的同时，也将自己的足迹印在中国的土地上。

在中国的18年里，弗格森完成多部纪实作品，而《从贫穷到富饶：甘肃美丽乡村蜕变记》是他最满意的作品之一。

“2019年，我第一次去甘肃陇南进行调研，当地乡村发展的速度和成果令我震撼，也让我萌生写一本有关甘肃的纪实书籍的想法。之后几年里，我去甘肃调研很多次，最终完成《从贫穷到富饶：甘肃美丽乡村蜕变记》这本书。”

弗格森（左）在甘肃省进行田野调查。

在书中，弗格森着重讲述了定西市渭源县元古堆村的故事。该村海拔2440米，三面环山，曾是甘肃的深度贫困村。“定西苦甲天下，元古堆苦甲定西”这句老话，道出了元古堆令人心酸的贫困过往。

脱贫攻坚，成为元古堆村“前世今生”的分水岭。国务院扶贫办将渭源县确定为直接联系县，省、市、县、乡共同发力，组建驻村帮扶工作队。几年里，元古堆村先后完成道路硬化、危房改造、自来水入户等重要民生工程，村子“苦甲定西”的日子，就此一去不复返。

当弗格森造访元古堆村时，该村已经整体脱贫近两年。“村民们都有了新房。村西面的空地上建起太阳能发电站，除了满足村里用电外，多余的电力会被输送给宁夏电网，仅此一项，每年能为村里提供40万元的收入。村里种了草药和蘑菇，还养了350只梅花鹿，兼顾特色农产品生产和旅游业。”

在弗格森眼里，元古堆村的成功是中国脱贫工作的缩影。“中国的脱贫成就，是无数基层干部和老百姓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一步步实现的。村干部会去仔细调研每一个贫困户的情况，了解他们贫困的原因，并制定具体的脱贫计划。而在中国，这样的村干部何止上百万。当你看到这么多人一同为脱贫目标使劲时，你就能知道中国脱贫工作成功的原因了。”

弗格森认为，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，反映了中国的制度优势。“在西方，一些人总觉得繁荣是只靠投票就能实现。但实际上，繁荣是干出来的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发展成功的原因既离不开自上而下的正确决策，也离不开自下而上的踏实肯干。无数优秀且意志坚定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克服各种艰难险阻，最终造就了今天的中国。”

弗格森的“中国故事”远没有讲完，他笑着告诉记者，他的下一步计划是去江苏高邮，讲述那里的抗洪故事。“在我眼里，那可是一个可以拍成大片的好故事，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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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 Interview with David W. Ferguson, Recipien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riendship Award: How to tell the story of China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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